“有这么一个冷酷的故事。”

上校抱着闲谈的口吻对我说着，他此时取下眼罩，他的左眼已经换上义眼，可以见到那深蓝色的玻璃状晶体在眼眶中还保留些许血色，他的面孔在光影交错下仿佛由无机质的钢铁铸成，如同沿着他锋利的下颌线与深狭的眉峰倒扣了一面青铜面具，铜绿的光柱使他另一只单肩也如精铁，但此时只有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掌紧握成拳，静脉如发炎般的肿胀着顺着他的手掌往上攀，没入一截裁剪得体的深灰袖口，我意识到此时看着上校的残疾部位并不礼貌，他一定是已经习惯被作为残疾人而被打量，所以他也并不在意。

地上散落着利口酒与苦艾酒，在我以为他并不愿意继续往下谈谈他口中那个冷酷的故事以后，他却已经结束仿佛默哀似的沉默，慢慢地屈伸出指掌，此时可以清楚的听见骨节摩擦在一起的响动，上校就这么注视着在皮下浮动暴起的青筋，他的左手只剩下了叁根指头，却还是能轻而易举地取用和检查放在桌的文件。

“我相信我们到这里来一定是因为同一个冷酷的故事。”上校淡淡地，仿佛在叙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仿佛是在冷漠地描述别人的经历，他的态度要比他在达勒姆的天主教堂做祷告时还要平静与镇定，“但现在我们拥有的这远比我希望得要多—命运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我意识到了他口中的故事与机会分别指什么。故事，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政变失败后我们遭受的血腥报复，虽然我也被归类于雄心勃勃，愚蠢无知且已经犯下罪行的密谋分子，但在被她逮捕后，我死得也相当草率，甚至可以说是轻松，相比他们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我只是被她的鹰犬草草判定有罪，甚至没来得及在人民法庭发表一个精彩的辩论，便已经在阴风惨惨的囚室里送了命，连我死亡的录像与照片都没有送到那个独裁者手上，而我其他同僚与上级是在她眼前慢慢死掉的，穿着破烂的衣服，裤子上没有系腰带，精神颓废，死时的模样像被放血和抛尸的动物。

那通过自杀躲过她的迫害的人幸运么？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先不谈自杀是否成功，因为究其结果，都是要被一根细细的钢琴弦穿过肩膀，再扔到墓地，诚如现在穿全副军装的路德维希.贝克，我望着他时，总能想起他在班德勒街穿着黑色便服，他那时似乎是想减少政变所具有的军事色彩，使得叛变的性质变得尽可能中立与柔化，但这点最后也无疾而终了，甚至于他给我的最后印象也是狼狈的，曾经声望如此高的军中领袖，在自杀无果后却死在无名之辈的枪口下，他的尸体最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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