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

我此时能听见前元首在低低的问我的名字，我“啊”了一声，还没反应过来，而她明显不耐，但又强忍着怒火，而我的手掌无意识碰到口袋里的手枪，她无疑听到了金属制品发出的声响，于是她又变得好声好气起来，恹恹地扫了我一眼，不安地去拨戴在手上的镣铐，而我也只是僵硬，不知是因为自己的笨拙破坏了她可能愿意妥协的契机，还是吃惊于她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

但看着她手上的镣铐，几个小时前起事取得初步成果时的兴奋还没有褪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逮捕在柏林的其他纳粹政要的过程，或者将拟好的公告发送给前线的指挥官，但我的心中依然滋生出难以言明的自豪，现在回想起政变的全程，特别是作为抵抗运动的一份子，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助手，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帮助上校将昏迷不醒的前元首从拉斯滕堡带到柏林，通过检查站，以及协助其他密谋组织成员启动瓦尔基里命令。

也许是因为我早早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我把推翻她罪恶统治的过程视为必要程序而不是简单的良心问题，所以在实施的过程，我不断地说服自己，虽然刚开始并不是那么容易，但也排除了一部分困扰，而之前对前元首的奸淫，除却可以解释为被情绪与复仇的欲望左右，也没有别的理由可以用作借口，但可能对元首而言，现在的情况对她来说尤为险峻，但又并不是落入敌手那样简单，所以她还没有去考虑通过自杀而一了百了。

可能在她看来，我们在成为密谋分子之前，显然和她在某些大方向上有着共通点，如果她是要谈她早期外交与军事上的胜利的话，但在其他方面，她没有看到的地方，例如思想，伦理，精神，我们却与她有着根本性的分歧。

但我们是一群密谋分子，照现阶段前元首的设想，对她做任何败坏的事都是可能的，奸淫并不是最坏的情况，被杀也是有可能的，但她又从我们的态度中读到了一些模糊，虽然她还处在监禁的状态，被我们限制行动自由，但她还是顽固地期盼她那些最疯狂与忠诚的支持者前来解围，只是与此同时，她好像又抱着某种侥幸心理，尤其希望她的冒险，比如针对我这样的军官的策反能成功。

只是她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使这发生在车厢里的开场白充满着某种荒谬色彩，而这转移她的过程是如此的漫长，虽然我们得到了前线部分指挥官的回应，也已经镇压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甚至释放了关押在监狱的同伙，但这无疑也暴露了我们的总部，并不排除有少数在柏林的纳粹分子能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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