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回去商量了一夜后，第二天就同意了。

程沅和杨白华一起办了移民。

出国第二年，程沅病情有所好转，可以弹钢琴了。当重新坐上钢琴椅时，他笑得像个小孩儿：“老杨，你想听什么，我弹给你听啊。”

这一年，他们领了结婚证，在教堂办了简单的婚礼。

第三年，杨白华事业有了很大起色，提出要给父母办移民，程沅答应了。

第四年，杨白华越来越忙了。某天回家来时，程沅发现他身上的衬衫不是他昨天穿出去的那一件。

程沅又开始吃药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问杨白华，更不想知道答案，至于杨家父母，总对他淡淡的，算不上坏，也算不上好，虽说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

杨白华太忙，程沅守在有两个说不上话的老人的家里，孤独得要命。

可他不想让父母担心自己过得不好，每次跟父母电话时，他都要挤出最灿烂的笑脸，对那边说：“我很好，你们放心呀。”

其实他并不很好。

病复发后，他一直想死，但又不敢死，怕对不起父母，怕伤了杨白华，为此他努力地活着，努力想从泥潭里站起来。

他不怕自己一身泥水，他只怕不小心弄脏了他看重的人。

直到某天，杨白华休假，程沅打算开车去两公里外的超市买菜，因为忘记带钱包，去而复返，不慎在厨房门口听到了杨家母子的对话。

杨母抱怨道：“你不知道，小程就是个锯了嘴的油葫芦，两天能说五句话我都谢天谢地了。”

隔了多年，杨白华还是那副温柔腔调：“小程不爱说话，妈，你别生他气。”

程沅不好意思地低下头。